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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才大略破匈奴

汉武帝常被后人与秦皇、唐宗、宋祖相提并论,出现于诗词文赋和人们的日常记忆中。汉武帝时代,国家强盛,政治稳定,是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。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外交家张骞,就是在武帝建元3年(前138年)出使西域;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,就是在武帝征和2年(前91年),完成了被鲁迅先生誉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《离骚》”的《史记》;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、著名将领卫青、霍去病也出现在武帝时代。

汉武帝代表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明,也留下了许多难解的千古疑团。班固称颂他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,雄才大略,开疆拓土,还“兴太学,修郊祀,改正朔,定历数,协音律,作诗乐,建封禅,礼百神”,前无古人;司马光却说他奢华无度,酷刑重赋,“内侈宫室,外事四夷,信惑神怪,巡游无度,使百姓疲敝,起为盗贼”。截然相反的两段评论,却是同指一人,武帝早已魂消魄散,后人始终无法断定汉武帝英明神武还是遗臭万年。

武帝年轻时,经常聚集一批无赖子弟,逐兔射鹿,远游嬉闹,肆意践踏庄稼,百姓无不切齿痛骂。有一次,武帝盗用姐夫平阳侯名义,在外面胡闹,当地地方长官前往劝阻,武帝的随从甚至想鞭击地方官。官员大怒,率人将几位恶少扣留。最后,武帝亮出信物,才得以脱身。

但顽皮嬉闹只是少年天性,汉武帝的远见卓识不久即显露无疑。

公元前140年,即位不久的武帝发布诏书,要求各级官吏推举贤良方正、敢于直言进谏之士,鼓励天下吏民直接给皇帝上书。武帝从中选拔了董仲舒、主父偃等贤能之士。数年后,武帝命贤良学士上书对策。董仲舒上“天人三策”,言:“《春秋》大一统者,天地之常经,古今之通谊”,“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,皆绝其道,而使并进。”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理论,颁布“推问孔氏,抑黜百家”的诏令,在建元五年设置五经博士,建立太学,确立了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的政策。

公元前127年,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,实行“推恩令”,诏令诸侯王在封国范围内分封所有子弟,由皇帝给予名号,一改此前嫡长子继承的办法,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。数年后,又借口诸侯祭宗庙所献黄金分量与成色不足,削夺106人的王侯爵位,是为“酎金”事件。

当然,汉武帝最令后人称道的功绩乃是抗击匈奴。此时,汉朝名将辈出,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、公孙敖等人多次征战。至公元前119年,汉军直捣匈奴单于王庭,大破匈奴兵,直追到狼居胥山(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内之肯特山),封山而还。此后,匈奴再也无力来犯。

数年后,为得到西域的汗血宝马,汉武帝派10万大军,征服了姑师、楼兰、大宛,结果不过得到数十匹上等好马和数千一般马匹。所失大于所得,穷兵黩武,至此达于极致,留下千古骂名。

数十年南征北战,大汉建国七十余年来所积财富消耗一空。为解决财政问题,武帝又露出了大手笔的风范。先是在全国实行盐、铁、酒的专卖,继而又扩大对商人的征税范围,并重赏揭发偷税行为者。而后又实行均输、平准两策,贱买贵卖,平抑物价;使用五铢钱,统一币制。

但大规模的战争耗费甚巨,又占用劳力,影响生产,终于引起百姓的激烈反抗。

晚年的武帝颇有反悔之意,下《轮台诏》罪己,说“方今之计,在于务农”。遂封田千秋为富民侯,任赵过为搜粟都尉,推广“代田法”轮耕增产。这些政策,总算稍稍挽回了局面,奠定了汉室中兴的基础。汉武帝征伐匈奴,使中原百姓免遭兵火之灾,居功甚伟。无此,则中华文明极可能与古希腊、古印度一般惨遭野蛮民族的奴役与破坏,躲过民族文化的一大劫难,终得以绵延数千年以至于今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