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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贤与尚同

尚贤、尚同是墨子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革新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部分。这是针对当时的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提出来的,其目的是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良之士参与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。

他认为,即使是一般农民和工匠,只要具有一定的才能,就应该选举他。给他以高位和高俸禄,让他去做事,并给予他一定的权限。墨子认为,尚贤使能是为政之本。一个国家的贤良之士的众寡以及是否做到尚贤使能,是关系着国家的强弱或兴衰、社会的稳定或混乱之根本。他说:“尚贤使能为政也。逮至其国家之乱,社稷之危,则不知使能以治之。”也就是说,尚贤是一个国家政治的根本。如果不知道尚贤的重要性,就会国家混乱,政权岌岌可危。

在他看来,贤良之士是有崇尚道德的“仁人”,是有学识能善辩的“智者”,是国家之“珍宝”,是社稷之“栋梁”。墨子心目中的贤良之士,就是德行忠厚,道术渊博的德才兼备之人。

可以说,墨家尚贤使能的用人原则,跟儒家基于血缘关系的“亲亲”用人原则是相对立的。墨家主张建立的是平民民主的政治制度,以利万民的;儒家则主张维护世袭贵族的政治制度,反对平民民主制度。墨家提出的平民民主的政治主张,是有其历史进步性的。

从一定意义上来讲,墨子的用人之道是与何谓人的根本观点相一致的。在他看来,不论是天子还是贱人,不同于禽兽的根本点,就在于必须从事耕织和听政才能生活和生存。这里既触及到了人的本质特征在于劳动实践活动,又十分清楚地表明:全社会的人尽管从事的活动类项不同,但都必须各从其事,各尽其责。为此必须实行“尚同”,即求得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舆论一致的举措。

墨子强调尚同必须以尚贤为基础,尚贤是实行尚同的基本前提。他认为,只有贤良之士才能实现“总天下之义,以尚同于天”,即以“天志”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舆论。他所说的“天志”不是儒家提倡的神秘的天志,而是反映或代表下层劳动群众利益和要求的意志的外化,“天志”的根本含义就是“爱利百姓”。由此可见,尚同和尚贤是不能分离的,尚同虽然要以尚贤为基础和前提,但尚贤需要以尚同来相辅,二者是墨子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。